摘要
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其迅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科知识范式革新的双重引擎协同作用。本质上，该学科已从辅助性“服务”角色升级为支撑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核心知识保障，其发展逻辑深度嵌入“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顶层设计。学科交叉融合的内生动力推动着知识生产从单一学科向集成性新体系演进，旨在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构建从田野调查到智库产出的知识生产闭环，并改革滞后的人才评价机制，以回应国家在百年变局中对高质量区域国别人才的迫切需求。
一、宏观驱动力：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科交叉融合的双重引擎
1.1 国家战略需求的顶层驱动：从“服务”到“支撑”的定位升级
区域国别学在2022年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并非单纯的学科目录调整，而是国家战略需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直接投射与制度性回应。其根本使命被明确界定为“服务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支撑中国处理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战略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这一表述标志着学科定位从传统的“服务”辅助角色，升级为具有“支撑”功能的战略核心知识保障，其发展逻辑已深度嵌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重大战略框架之中。
这种顶层驱动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红利与资源倾斜。国家层面通过学科目录的设立，为高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和资源整合提供了明确的合法性依据与行动框架。各省市及高校迅速响应，纷纷成立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与学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推进态势。因此，区域国别学的兴起，首要驱动力在于其与国家长远战略形成了高度契合的“供需关系”，获得了持续且强劲的外部政策赋能。
1.2 学科交叉融合的内生动力：知识生产的范式革新
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内在生命力源于其对传统单一学科壁垒的突破与知识生产范式的革新。其研究对象是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整体性、复杂性问题，这决定了任何单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难以独立应对，必须有机整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外国语言文学乃至理工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这种交叉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在解决具体区域国别问题时，催生新的研究议题、方法论乃至理论增长点。
当前，领先高校已探索出成熟的交叉培养模式，如设置交叉学科课程库、组建跨院系导师组，旨在系统性培养学生融合多学科视角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种内生动力推动着学科从“跨学科研究”向“交叉学科”体系演进，旨在形成独立于传统学科之外的、集成性的新知识体系。然而，这也对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院系组织架构和师资知识结构构成了深层挑战，真正的有机融合仍需克服制度与惯性的阻力。
1.3 双重引擎的协同效应：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窗口
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科交叉融合这两大引擎并非孤立运行，而是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目标：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国家战略提供了问题导向和资源保障，要求研究回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大国博弈、全球南方发展、地缘冲突等，这为交叉学科研究注入了鲜明的实践性与时代性。
反过来，深度交叉融合的研究能够产出更具整体性和洞察力的“在地知识”，从而更精准地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与经世致用需求，例如为“一带一路”项目推进、企业“走出去”提供国别风险研判与文化沟通方案。这种“战略需求-知识创新”的闭环，使得区域国别学超越了纯学术范畴，成为链接学术研究、政策咨询（智库功能）与人才培养的“三位一体”战略平台。当前，正是利用这一协同效应，打破对西方区域研究理论的路径依赖，形成具有中国视角、主体性的区域国别叙事与理论框架的关键战略窗口期。
二、关键领域分析：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在地知识”获取的瓶颈
2.1 学科建制化进程：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脱节
区域国别学被正式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标志着其发展进入了国家战略驱动的快车道。这一顶层设计为学科资源整合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保障。然而，学科建制化进程在基层实践中面临显著脱节。多数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仍主要依托于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等传统一级学科，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与绩效评价体系均受限于原有学科框架，导致交叉学科的核心特征难以真正落地。这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使得旨在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复合型人才的战略目标，在具体执行层面遭遇结构性障碍，高质量、成体系的学士-硕士-博士贯通培养路径尚未普遍形成。
2.2 跨学科融合困境：知识整合与师资结构的双重挑战
区域国别学的生命力在于其跨学科属性，要求有机整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与方法。当前面临的深层困境在于知识整合的表面化与师资结构的单一化。一方面，许多高校的“交叉学科课程库”实则是相关院系课程的简单拼盘，缺乏基于区域国别问题意识的内在逻辑重构与教学方法创新，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整体性的认知框架。另一方面，师资队伍多由来自单一传统学科的教师构成，其知识背景、研究范式与评价标准均带有深刻的母学科烙印，真正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与教学经验的“区域国别学”本位师资严重短缺。这导致人才培养容易陷入“多学科知识浅层接触，但无一领域精深”的尴尬局面，与培养“潜心研究基础性课题的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存在差距。
2.3 田野调查能力短板：“在地知识”获取的核心瓶颈
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要求对特定国家或区域有深刻而细致的了解，这种“在地知识”无法仅凭文献获得，必须依赖长期的田野调查与沉浸式体验。这构成了当前人才培养体系中最突出的能力短板。规范的海外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熟练掌握对象国语言、具备跨文化理解与交流能力、遵循学术伦理并能够获取一手资料。然而，现有培养方案普遍缺乏系统性的田野调查方法训练与足够的海外研修支持机制。语言训练往往停留在通用交际层面，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田野实践脱节。同时，对于赴“一带一路”沿线等发展中国家进行长期田野研究的价值认识不足，相关经费、安全与成果认定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年轻学者难以获得关键的“身体在场”研究经历，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与深度受限。
2.4 评价体系滞后：传统学术标准与交叉学科特性的矛盾
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是制约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结构性因素。传统以单一学科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为核心的“一刀切”评价机制，与区域国别学强调问题导向、跨学科融合、智库产出及田野实践的特性严重不符。这导致一系列负面激励：学者倾向于在熟悉的母学科领域内发表论文，而非进行高风险、长周期的综合性区域研究；政策咨询报告、深度调研报告等智库成果在职称评定中权重过低；熟练掌握小语种、在对象国长期驻点调研、获取一手田野资料等核心能力，在现有评价指标中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认可。评价体系的滞后，不仅挫伤了学者投身真正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也扭曲了人才培养的方向，使得“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综合型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2.5 供需结构性失衡：战略需求旺盛与高质量供给不足
服务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国家战略，对精通特定区域与国别的复合型人才需求空前旺盛。然而，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人才培养数量总体不足，且存在区域布局不均衡问题，对关键区域和中小国家的深耕研究人才尤其稀缺。另一方面，更严峻的是高质量人才供给不足。许多毕业生仅具备区域概况的泛化知识，缺乏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深度分析、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也缺乏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原创性知识生产能力。这种“有数量，缺质量；有广度，缺深度”的供需矛盾，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在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时，时常面临“策源”能力不足的困境，难以持续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智力支撑。
三、产业链与能力建设：从田野调查到智库产出的知识生产闭环
3.1 田野调查：知识生产的核心方法论与能力瓶颈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闭环，其起点与核心在于高质量的田野调查。作为一门以“在地知识”为生命线的交叉学科，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深刻理解无法仅凭二手文献获得，必须依赖研究者深入现场的沉浸式体验与长期观察。这构成了该学科区别于传统书斋式研究的内生性要求。当前，田野调查已被广泛视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其价值在于获取一手资料、进行概念创造与理论检验，是推动大规模知识增量的关键。
然而，这一核心环节面临显著的能力瓶颈。成功的海外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具备对象国语言的熟练运用能力、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素养，并遵循严格的学术伦理规范。这对外语能力、特别是非通用语种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而国内相关人才培养体系在此方面仍显薄弱。同时，长期、深入的海外田野调查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安全的调研环境以及与当地学术网络的有效对接，这些结构性保障的缺失，制约了知识生产的深度与原创性。
从中国视角看，强化田野调查能力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实践。它要求我们不仅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更要深入“全球南方”国家，获取真实、动态的在地认知，从而为国家战略与企业“走出去”提供精准的智力支撑。
3.2 跨学科整合：研究团队构建与知识融合的实践挑战
田野调查所获取的原始“在地知识”，必须经过跨学科的整合与提炼，才能转化为具有战略价值的智库产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具有高度复杂性，任何重大议题都牵涉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维度问题，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应对。因此，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推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基于共同的经验认知进行对话与合作，成为知识生产闭环中的关键环节。
当前实践中的主要挑战在于学科壁垒与评价体系的制约。尽管“交叉学科”已成为区域国别学的官方属性，但高校内部传统的院系划分、学科归属以及与之挂钩的资源分配与人才评价机制，依然阻碍着实质性的跨学科协作。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母学科的学者往往遵循各自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难以在具体区域国别问题上形成有机的知识融合。
破解这一困境，需要从组织形态与激励机制上进行创新。部分高校通过设立实体化的区域国别研究院，组建由多学科教授构成的导师组，为学生设置交叉学科课程库，是推动整合的有效尝试。更深层次的改革在于，建立一套能够认可并激励跨学科合作成果的学术评价标准，将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置于与单一学科理论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
3.3 智库功能：政策转化与“学术—智库”双轮驱动的实现路径
知识生产闭环的最终出口在于发挥智库功能，实现学术研究向政策咨询与社会服务的有效转化。区域国别学自诞生之初就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的经世致用使命，其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本质上是“一体两面”、双轮驱动的关系。智库的五大功能——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成果提供了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实现“学术—智库”双轮驱动，关键在于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对策研究的链条。这要求研究不仅停留在描述性知识的积累，更要向前瞻性、预判性的应用型知识生产迈进。研究者需具备将微观田野洞察与宏观战略格局相结合的能力，能够从具体案例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与应对方案。当前，一些高校通过创办《国别和区域研究专报》等内参渠道，鼓励师生撰写政策报告，正是推动这一转化的具体举措。
从战略层面看，区域国别智库的建设需明确服务对象，形成差异化定位。国家级智库应聚焦重大战略问题与全球治理议题；而地方性高校的智库则应紧密结合所在省市的对外开放需求与主要经贸合作伙伴，以“利益相关者”视角确定研究重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分层布局有助于形成全国范围内分工协同、优势互补的智库网络，最大化知识产出的战略价值。
3.4 数字化赋能：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与基础设施短板
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构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为从田野到智库的闭环注入新的动能。数字化赋能的核心在于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广度与精准度。通过构建“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模拟-效果评估”的闭环系统，智库能够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驱动决策，实现对复杂国际形势与区域动态的更精准把握与趋势预测。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可在多个环节发挥作用。在田野调查阶段，可利用数字工具进行更高效的信息采集、语料库建设与社会舆情分析；在知识整合阶段，数据挖掘与可视化技术有助于揭示跨区域、跨领域的隐藏关联与模式；在智库产出阶段，政策模拟与效果推演能力得到极大增强。部分前沿探索已开始推动区域国别学与工业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领域的交叉，开辟新的研究疆域。
然而，当前制约数字化赋能的主要短板在于基础设施与数据壁垒。区域国别研究所需的多语种、多模态数据库建设严重滞后，各研究机构与智库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存在“数据孤岛”现象。同时，既懂区域国别专业知识又掌握数字分析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极为稀缺。这要求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建设开放共享的区域国别研究大数据平台，并鼓励高校在人才培养中融入数字素养课程，为知识生产范式的系统性升级奠定基础。
四、中国的战略选择：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优化人才评价机制
4.1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从“西方话语依附”到“中国主体性”的根本转向
当前区域国别学发展的核心瓶颈，在于知识生产仍存在对西方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导致研究既难以深刻理解中国，也难以真正读懂对象国。这种“双重误读”的根源在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缺位。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已非单纯的学术议题，而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性任务。其核心在于确立“中国主体性”这一“魂”，即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整体把握基础上，形成真正的中国自信，并以此作为观察和解释外部世界的根本视角。
这一转向要求知识生产逻辑的根本重塑。区域国别学与“中国学”构成“体用关系”，前者是认识外部世界的“用”，后者是认识自身的“体”。只有以扎实的“中国学”研究为根基，区域国别学积累的大量知识才能“纲举目张”，形成有主心骨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研究旨趣需从单纯引介西方理论，转向基于中国立场、中国经验，对特定区域或国别进行整体性、原创性阐释，产出体现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解决方案。
实践路径上，需通过设立“试验田”进行大胆探索，以点带面突破现有固化的评价体系和利益格局。同时，必须强化国际比较视野，系统研究其他大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史，但目的不是模仿，而是为了在借鉴中超越，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范式与方法论。
4.2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破除“唯学历出身论”与强化“在地知识”认证
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是制约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结构性障碍。其突出表现为“一刀切”的学历评价机制，过度看重毕业院校的国际排名，导致对在发展中国家本地名校深造并获得扎实“在地知识”的归国人才存在系统性偏见。这种评价导向与区域国别学高度依赖田野调查和沉浸式体验的学科特性严重背离。
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以“知识增量”和“实践能力”为导向的新型评价标准。教育主管部门应牵头制定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专门的人才评价体系，将熟练掌握对象国语言、在对象国发表研究成果、获取一手田野资料、完成深度民族志调查等关键能力，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对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获得学位的归国人才，应创设灵活的认证通道，如通过高水平的同行专家评议、基于实际研究成果的业绩面试等方式，具体考察其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而非简单以毕业院校名气加以拒斥。
这一改革具有双重战略意义。对内，它能引导人才培养真正下沉到研究对象国，鼓励学者进行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从根源上解决知识生产“浮于表面”的问题。对外，它是对“南南知识对话”的战略性支持，认可并重用那些熟悉沿线国情、精通当地语言、具有非西方中心视角的“桥梁人才”，这正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增强国际话语权所亟需的战略资源。可探索“联合培养+定向服务”模式，由国家专项资助青年学者赴对象国优质高校攻读学位，学成后服务于相关研究或对外工作岗位，实现个人发展与国家战略的深度绑定。
4.3 学科协同与资源整合：从“高校单点突破”到“国家-地方-产业”联动
区域国别学的建设不能局限于高校围墙之内，必须构建“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智库建设”三位一体的协同生态，并实现与国家战略、地方需求、产业实践的深度联动。当前高校研究机构普遍存在“不懂智库运作”、“不愿做政策研究”等现象，导致学术产出与国家社会需求脱节。
战略定位上，需采用“利益相关者”视角。国家级研究机构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行全局性、前瞻性布局。地方性高校则应紧密服务所在省市的对外开放与合作需求，以其主要经贸伙伴、友城等“利益相关者”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形成“特色化”与“品牌化”的研究领域。例如，浙江省的区域国别研究就呈现出定位务实、紧密服务地方发展的鲜明特点。
资源整合的关键在于打破机构与学科壁垒。应鼓励高校与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企业及社会智库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围绕共同议题组建跨学科、跨机构的研究团队。特别是在对接产业需求方面，区域国别学需明确实用方向，呼应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市场分析、风险研判、跨文化管理等现实需求，形成“需求牵引-研究支撑-实践反馈”的良性循环。例如，已有高校依托轨道交通学科优势，设立服务高铁“走出去”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向，实现了学科交叉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最终，要通过有效的协同机制，将分散的研究力量整合进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智库”双轮驱动体系，使区域国别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战略之学”。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战略能力建设的关键一环，其发展已超越纯学术范畴，直接关涉大国竞争中的知识权与话语权争夺。当前主要风险在于知识生产对西方范式的路径依赖与高质量“在地知识”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这可能导致战略误判与智力支撑短板。因此，中国的战略方向必须坚定转向构建以中国主体性为“魂”的自主知识体系，并推动“学术—智库—产业”三位一体协同。具体建议包括：短期内，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试点改革人才评价机制，将田野调查能力、非通用语水平及智库成果纳入核心考评指标，破除“唯学历出身论”；中长期，应统筹建设国家级区域国别研究大数据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并鼓励高校与地方、企业共建特色研究基地，实现研究力量与国家战略、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与深度绑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64vS_-fPY1qH2LrVVYk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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